中国足球又一次遇到低谷。所以他们定了一个小目标,花掉了一个亿,请来里皮。

足球运动在全球体育运动中能够有今天这样锐不可当的气势和阵仗,当然是与其职业化机制的完善和商业化体系的成熟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当中国从一个制进行体育强国的机制中走来时,遇到了足球运动的困境,便决定,进行职业化改革。

1992年6月,被称作“红山口会议”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在北京红山口召开,明确了中国足球走职业化道路的方向,提出了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职业俱乐部体制的新思路。中国足球正式成为深化体育改革的突破口。

1992—1993年,上海申花、大连万达等十余家职业或半职业的足球俱乐部先后建立。

1993年,中国足协组织了两次“中国足球俱乐部锦标赛”,开始对各俱乐部和职业、半职业球员及教练员实行注册登记,参赛各队首次参加门票分成。

自1994年成都体育场的甲A首演至2003年上海申花体育场的闭幕战,甲A联赛从开始到结束只用了10年的时间。

10年联赛,成绩斐然。共有127个职业俱乐部参与,联赛总场数达到3024场,现场观众达到4695万人次。俱乐部年总收入已达7亿多元。

2002年,中国队打进世界杯,举国欢腾。甲A联赛被认为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们常常会以日本的J联赛作为示范来说明,一个国家如何能够把足球运动搞得风生水起。

上世纪90年代前,日本足球水平仍然菜鸟。于是,日本足联也和我们一样,决定通过职业化推动日本足球发展。1993年5月日本足球职业联赛“J 联赛”正式推出,获得巨大成功,成为“亚洲最成功的职业联赛”。日本足球也迅速称雄亚洲,走向世界。最佳例证是,自1998年至今日本每次均入围世界杯足球赛决赛阶段的比赛。

论联赛建设,我们的硬件建设并不逊色,日本足联在启动足球职业联赛之初就对各俱乐部的场地等硬件设施有严格的规定,并由各俱乐部背后的大财团支持完成。但我们也一样,如有些足球俱乐部训练基地基地占地面积近5000平方米,拥有多块国际比赛标准的训练草坪和具备高档客房、康复中心、会议中心、娱乐中心、购物中心、餐饮中心、桑拿、洗衣等三星级水准的运动员训练生活主楼,设施不亚于国际著名足球俱乐部。

论对外交流,日本有邓加、特鲁西埃前来传授经验,也有海外交流项目,我们在这一块也从未闲着。从首位洋教练施拉普纳在1992年惊人的18万美元年薪,到今天仍然惊人的2000万欧元的里皮。中国足球从未放弃而且一直积极踊跃的在争取吸收、学习、应用外来现金足球经验。

可以说,在外在形式上,中国足球经过了几十年的职业化发展后,与先进国家没差。

2004年,中超开幕。然而,很不尽如人意。据当时的联赛工作报告显示,2004中超全年22轮132场比赛,观众人数仅145万人次,场均1.1万人,比2003年甲A联赛下降38%,创造了中国职业联赛的历史最低纪录。电视观众13000万人次, 与2003年甲A相比下降42%。大多赞助商提出大幅扣款要求,原本列入预算的1.3亿元人民币收入,实际收入可能只在7000万元左右,下降约46%。

以运动员为例,在2003年,已知的甲A球员年薪最高的就大约在500万到600万之间,另一些一些国家队的主力等都在200万左右。

尽管市场需求,也就是对足球的热爱程度,在中国的确是相当可喜,但由于中国足球先天的不足,从过去的“专业运动员”转变成职业运动员造成的供给与需求的差异,从各地有编制的运动队到与企业合作造成的产权纠纷,从脑中的英超意甲西甲的滚滚到现实中的俱乐部入不敷出。

市场化的改革,在先头快速进入市场取得的巨大成绩和收益后,因为市场化过度甚至过滥,失去了继续下去的动力。

中国足球的确是中国体育市场化职业化的先锋和标杆。但是,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一切所谓市场化和职业化,其实都不是为了市场化和职业化,到了最后,还是为了制和强国体育。

当足球“职业化”的初心和重点都只是为了让国足在世界上“扬名立万”“称雄一方”时,给予足球市场化的时间和机会又都变成促狭前来。

接下来的黑哨、假球横行简直成了足球联赛的常态,当时的足协主席现在也身陷囹圄。他当时甚至想出为了国家队出线要联赛南北分区这样的奇葩妙思。虽然后来被力劝而未能成行。2007年亚洲杯足球比赛,中国足球经历了27年来第一次历史性小组没有出线。

本来市场化过度就造成人人都在掘金,没有人筑工事。足球后备队伍建设明显不足。甲A时代的各种矛盾并没有因为步入中超而化解。

而市场化不足带来的唯“出线”论就更将本就不完善的联赛整体性和系统性破坏,甚至抽调发展青少年足球的资金和精力去冲击奥运会和世界杯。

尽管足球系统进行了大清理,尽管主管官员不再从本系统自生,尽管洋帅土帅名帅无名帅换了个遍。

从管理结构上看,虽然2012年提出要“管办分离”,但始终难以理清其中关系。2005年中超联赛责任有限公司成立之初资本总额为500万人民币,其中,中国足球协会出资100万元,占股20%;当时参加中超联赛的16个俱乐部占股64%,具体320万元出资额由各俱乐部采取“均股均权”的方式平摊,剩下的16%股权由足球协会预留代持。然而,中国足协在作为委托代理人的地位上很难有相应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资本与权力错配的状况十分明显。无论是俱乐部联手与足协对抗造成联赛内斗内耗而衰落,或是两任足协主席都因贪腐黑幕落马,大抵可以说明此种难堪。

从产权结构上看,俱乐部内部产权关系存在很多模糊地带,尤其是较早期,职业化运动初期,荣誉与财富滚滚而来,投资者与体育部门各种争利扯皮,总有一方不能满意,因此,几乎每个俱乐部都不能幸免的“易帜”或多次“易帜”。武汉足球队更曾在14 年中8 次“易帜”。

从建设结构看,对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后备建设相当不足。青少年不仅是足球发展的后备力量,也是未来的球迷。各足球强国都非常重视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工作,才使优秀青少年球员层出不穷,举国对足球的热情经久不衰。反观我国,在培养、选拔人才上过于急功近利,只想立竿见影,基本无心梯队建设。据统计,在1990 年到1995 年间,我国青少年足球人才数量达到历史最高的65 万人;1995 年至2000 年下滑为61万人;2000 年至2005年降至18 万人;2007 年不足3 万人;2011年,在中国足协注册的青少年球员不足7000人。

从文化结构看,尽管中国球迷堪称世界上最为痴情的球迷之一,但他们的地位显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谓职业化,也是商业化,对于市场需求的粘性,当然应该非常重视。国外俱乐部,尤其是顶级俱乐部,非常注重与球迷的感情联系。但中国足球俱乐部却只注重短期效应,甚至舍得花钱雇球迷助威,也不肯把这笔钱投入到对球迷的长期培养上。同时球员在俱乐部金钱观和管理部门政绩观的双重氛围下也不把自己的观众当一回事。这种做法极度扭曲了球迷价值,也终将使职业赛事的真正基础逐渐溃塌。

中国足球是体育,但是体育背后是经济。从体育背后的经济问题来看,更容易看出深层次问题。

中国足球在改革,但是改革背后是经济。从改革背后的经济问题来看,更容易看出结构性问题。

中国足球是市场,市场本来就是经济。在中国足球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其他体育项目和赛事上是否也有同样问题?在中国体育市场上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其他社会经济领域是否也有同样问题?

经济改革中的市场化过度和市场化不足,始终在当今各个领域若隐若现,而却越来越影响深刻,倘若继续发展,最终将导致市场的僵化与失序并存,最终导致政策调整的空间和弹性都越来越小。从中国足球,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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